自从朱德率部参加起义，“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”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就开始了艰难的起步，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开篇的一幕。然而在此之前，作为一名旧军官，朱德可从来没有这么“惨”过。在蔡锷组织的“讨袁护国军”中，因其出色的指挥才能和战术技巧而声名大振。护国战争结束，朱德担任旅长、川南守备部队司令，被授予少将军衔。在1927年，尽管朱德率领的是一支疲惫之师，但是，在他身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，包括他身后的那支部队，而所有的变化，都源于1922年。
今天，让我们翻开《红军之父》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），再来回顾一下1922年的那个春天，因为它不仅是朱德个人命运的分水岭，而且是整个新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时刻。
1922年那个寒意未消的春天，命运的机缘将这位滇军少将推向了另一种人生境遇：先是出逃香港的军阀唐继尧潜回云南，反攻昆明，朱德转眼成了通缉对象。既而在上海，他见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，孙中山对朱德及与他同去的滇军将军金汉鼎说，“你们俩是滇军名将，我可以答应你们的是先付10万大洋，作为军饷，以你们之影响回到滇军去，重振滇军，然后进军广东，打倒陈炯明……”要说回到滇军中去，又有10万大洋重振旗鼓，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月里，凭朱德的名气，加上他的才能和智慧，扬名立业，干出一番事业来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，然而在这样的机会面前，他却做出了令当时很多人难以理解的抉择，34岁的朱德踏上了一条远渡重洋的道路。
促使朱德做出这个抉择的原因只有一个：有个叫孙炳文的人给朱德带来了一些小册子。我始终相信这样一点：时代往往会选择一些人，并把他们放置在历史的中心，由他们来决定那个时候人们的一切，并且当这些人开始影响和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时，他们个人资质中那种与生俱来的天性、独特性格和个人好恶，就会以奇特的方式被那个时代和历史扩大、延伸，也无论其成份是积极的还是消极，都会成为蒙罩在整个民族头顶上的荣幸和不幸。
朱德便是这样一个让我们在73年后回忆那段历史时，仍会感动荣幸的人。
“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历史，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自由地选择学习的榜样。……太多的人向威胁和利诱屈服了。太少的人有坚贞不屈的勇气，只有信仰才能给人这样的勇气。”
不久前读到鲁道夫·沙泽漫的这段话：我恍然间明白了，是什么东西支撑着朱德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，把革命坚持下来的。
历史就像是一本书，我们把它翻到1949年10月1日。那是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时刻，在天安门城楼上，当毛泽东宣布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”的时刻，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电影、照片中，人们都难以找到朱德的身影，——他抓住了一位摄影记者的双腿，以使那位记者能够将身体探出城楼上的汉白玉栏杆，拍摄到毛泽东宣布的全景。这就是朱德与众不同之处，而它最终成为《红军之父》带给我们与众不同的地方，从1922年到1949年的27年里，朱德所经历的艰辛与痛苦，连他自己也不能细数，然而当他们用鲜血和苦难换来的成功，把新中国的历史照耀的如此灿烂辉煌的时候，朱德却有意或是无意地把自己留在镜头之外。在整本《红军之父》中，我们时常会读到诸如此类的描述，不经意间，我们也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观察文章所展示给我们的这个人。
时间能够让一切变得透明，多少年过去以后，远离战火，让我们读一读《红军之父》，在我们想象力陌生的一面，以一种远距离的方式来观察一次朱德，感悟那种绝无仅有的人生境界，来消减我们内心深处的虚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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